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等待高考錄取結果的丁永健在江蘇泰興水泥廠扛了數(shù)月水泥。40年后，他以全票當選德國馬格德堡應用科學大學副校長，成為目前德國高校中唯一一位在任的華人校長。

近日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談及自己的人生經歷，丁永健感慨良多。在他看來，從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派留學生到西方學習先進科技也成為了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進程的一部分，而作為中國首批公派留德本科生之一，丁永健稱自己“有幸趕上了潮流”。

留德學子折射40年巨變

1980年初到德國，一腳跨出國門的丁永健感到不小的“文化休克”，“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對西方知道得很少”。但很快，他和其他中國同學憑借刻苦學習，用成績折服了慕尼黑工業(yè)大學的師生。

丁永健還記得，當時給他們上高等數(shù)學的教授有個習慣，邀請在他的課上考到最高分“1分”的同學吃蛋糕，“600個學生里，最后接到邀請的一共五個學生，其中就有我們兩個中國學生。教授很吃驚，問‘你們怎么回事，怎么這么厲害’，還問學電氣與信息工程的我‘要不要改學數(shù)學’。”

一路走來，丁永健拿下了德國博士學位，先后供職于德國聯(lián)邦反應堆安全研究所、西門子核電部和意昂電力公司，還參與了中國田灣核電站一號機組的安全儀控系統(tǒng)項目談判和設計。2002年重返學術界后，他于2018年當選馬格德堡應用科技大學副校長。

聯(lián)邦德國在1972年同中國建交，改革開放前的1975年，中國在德留學生人數(shù)僅為30人左右。如今，有超過六萬名中國學生在德深造。

“我們當初是非常拮據(jù)的，每天的生活費、交通費總共只有幾個馬克。那個時候國內的父母一個月工資才幾十元人民幣，我們當時留學省下來的錢，回國探親時還要給家里添置冰箱彩電這些‘八大件’。”改革開放40載，最令丁永健感慨的便是人們生活所經歷的天翻地覆的變化，“現(xiàn)在的留德學子基本條件比我們當時好太多了。”

“改革開放讓中德兩國雙贏”

丁永健回憶，德國一直樂于同世界各國發(fā)展經貿往來，中德建交后，德方很快看到了中國市場的潛力，“因此當時對我們中國留學生也是相當歡迎和友好，德國校長聯(lián)席會議爭著要我們首批99個學生，所以大家后來都去了一些名校”。后來教育部又在1981、1982年向德國派出了共約200名本科生。在留德華人界，他們被昵稱為“黃埔三期”。

已故著名華人物理學家張首晟也是與丁永健同時赴德的首批留德本科生之一。“首晟的不幸去世，是世界物理界、美中科學界的一大損失，在三期留德本科生同學中引起了極大悲痛。”丁永健說。

同一時期在德留學進修的，還包括獲得改革開放后首個德國工程科學博士學位的路甬祥，以及數(shù)年后赴德的萬鋼，他們都在各自領域做出了杰出成就。“留德群體中出現(xiàn)了很多優(yōu)秀人才，從教授到院士，從合資企業(yè)老總到大學校長，還有科技部長，大都在各自行業(yè)成為領軍人物，極大地推動了行業(yè)的發(fā)展。部分留在德國工作的人，也成為了大學教授或者集團董事。”丁永健說。

“德國在中國改革開放、奮起直追的過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時也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如大眾汽車現(xiàn)在一年在中國銷售超過400萬輛汽車，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丁永健認為，兩國未來應當保持這個趨勢，一方面中國要不斷堅持改革開放、取長補短，在減小貧富差距和建設法治社會等方面繼續(xù)努力，另一方面中德兩國也應不斷尋求合作共贏的新領域和空間，“這樣兩國就能夠彼此互利，持續(xù)加強合作”。

“促進中德交流是個人的使命”

“我覺得既然被公派到德國來留學，這就是個人的一種使命，要持續(xù)扮演中德之間合作交流的橋梁。”丁永健這樣概括自己做的事情。作為德國大學里唯一在任的華人校長、德國華人教授協(xié)會理事會成員，他目前承擔著中德兩國一項圍繞“工業(yè)4.0”的“2+2”合作項目。近年來，他還聯(lián)合當年部分留德學友共同在中國邊遠地區(qū)開展教育資助項目。

“這個圣誕節(jié)我又要回國去拜訪幾所學校，探討合作交流。”展望未來，丁永健還有一項心愿，將德國成熟的“雙元制”教育和應用科技大學體系更好地介紹給中國國內，“中國正在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型，需要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tài)，向成熟的工業(yè)化國家借鑒他們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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