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從1990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輸出國，上升為目前的第一位。然而遠離故土對大部分仍有著深厚鄉(xiāng)土觀念的中國人來說，絕對不是個輕松的選擇。

在北京學習和工作已經超過十年的劉余新和妻子，終于下定決心將“出國計劃”放到了首要的議程上。
記者采訪時，劉余新一家移民咨詢公司出來，手上拿著一大疊介紹資料和表格，稍顯憂慮的對記者苦笑說，“原來移民還是項系統(tǒng)工程，或許走與留，都是很艱難的選擇。”
劉余新的感慨幾乎是近幾年來所有最終選擇去國外生活的人的共同感受。
 

曾有數據顯示，2010年時中國在海外的華人華僑數量已超過4500萬。僅是2012年，獲得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四個國家永久居留權的中國人總數就達到了15.2萬人。與此同時，像劉余新這樣準備移民的國人數量仍在持續(xù)增長。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公布的《國際人才藍皮書：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4）》顯示，截至到2013年，中國海外移民存量已達到934.3萬人，23年增長了128.6%。中國已經從1990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輸出國，上升為目前的第一位。
 

然而遠離故土對大部分仍有著深厚鄉(xiāng)土觀念的中國人來說，絕對不是個輕松的選擇。
在調查采訪本期內容時，記者走訪調查了多家中介機構、國際運輸公司和外資企業(yè)的在華分支機構，對其中正在考慮或者已經著手離開中國的人進行了采訪。雖然他們的身份背景、出國途徑、目標國家等都不盡相同，但除了個別準備出國留學的孩子外，幾乎所有人在采訪中都表達著對“離開”的許多不舍，他們都不約而同的對記者訴說著一件事情：我為什么要離開中國！
緣由之一：無可遏制的污染將國人越推越遠
讓劉余新最終決定出國的導火索就是北京在2014年2月出現(xiàn)的連續(xù)霧霾。
根據北京市環(huán)境保護監(jiān)測中心的數據顯示，在2月的28天中，北京僅有7天的空氣質量等級不在“污染”行列。其中20日—26日，北京的全部檢測區(qū)域都被意味著嚴重污染的“深褐色”覆蓋，PM2.5指數在175-185之間。
 

在全球最大的鉆井設備制造商、美國國民油井華高公司北京代表處工作的劉余新，學習石油化工專業(yè)出身，多年的從業(yè)經驗讓他對PM2.5（即霧霾中大部分有害物質所富集的細顆粒物）的危害并不陌生。
 

“我兒子今年四歲，這半年來總是咳嗽。去北京市兒研所看病時，專家說現(xiàn)在他的門診有這種癥狀的患兒越來越多。醫(yī)生對此沒有辦法。對霧霾，大人也許還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應太明顯了。”劉余新?lián)鷳n地說。
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huán)境監(jiān)測總站原總工程師魏復盛對《中國民商》的記者解釋說，空氣中以PM2.5為代表的細顆粒物主要來自于燃煤、工地揚塵和汽車尾氣。北京的霧霾更多的是后者。“這么小的顆粒很難自然沉降，會在空氣中停留一個星期甚至幾個月，本身對呼吸系統(tǒng)就有影響，造成咳嗽、不適。而小顆粒物上吸附的致癌物，更會導致癌癥高發(fā)。早些年我曾對城市空氣污染對兒童呼吸系統(tǒng)影響做過研究，其中就包括PM2.5，由于新生兒和嬰幼兒處于生長發(fā)育期，污染對他們肺功能的影響和損害更為嚴重。”
 

在記者與劉余新交談的二十分鐘里，他不時看著窗外灰蒙蒙的天，手里轉動著手機，手機里有他兒子可愛的笑臉，還有前不久新聞中出現(xiàn)的顯微鏡下令人毛骨悚然的PM2.5顆粒“真容”，他稍顯疲憊的臉上充滿著憂慮。
與劉余新面對同樣“霧霾”困擾的，還有準備出國留學的申筱齊。29歲的小申在北京一家互聯(lián)網企業(yè)工作已經四年，目前是高級項目主管，工作穩(wěn)定。在她看來，選擇放棄工作、重新回到校園，實屬無奈。
2012年的下半年，因為久咳不止，小申開始“徘徊”于北京各大“三甲”醫(yī)院之間。北京醫(yī)院、協(xié)和醫(yī)院、北醫(yī)三院，專治肺結核的北京胸科醫(yī)院和解放軍309醫(yī)院，甚至是治肺癌的北京腫瘤醫(yī)院，小申都跑遍了。各種檢查做下來，都不能確診導致咳嗽的病因。輾轉一年后，經朋友推薦，小申找到了北京東方醫(yī)院的呼吸內科主任史醫(yī)生，希望能用中醫(yī)方法先行調理，緩解病情。
“找到史醫(yī)生之前，日夜不停的咳嗽嚴重影響了我的生活和工作，讓我坐臥不寧，我甚至一度覺得自己得了抑郁癥。后來每周把脈抓藥，連續(xù)兩個月后，我的咳嗽終于壓了下來。然后我做了肺功能檢查和氣道激發(fā)試驗，最終被確診為咳嗽變異性哮喘。”小申向記者說了這樣一個名詞。“史醫(yī)生對我說，自從霧霾頻發(fā)后，他一年里新增患這種病的病人至少三四十個。這些人多數都是肺功能薄弱或者曾有舊患的，所以對霧霾更為敏感。”
 

當問及如何根治時，史醫(yī)生對小申說，中醫(yī)只能調理身體狀態(tài)，西醫(yī)也只能在咳嗽發(fā)作時，使用帶有激素的哮喘噴霧來緩解癥狀。但這些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史醫(yī)生建議上述敏感人群離開霧霾的環(huán)境。
“經常與我一同等煎藥的一個阿姨，咳嗽時間比我還要長。為此舉家前往新西蘭，兩個月后她與我聯(lián)系說，不用吃藥也完全不咳嗽了。”小申最終選擇去加拿大多倫多附近的一所學校修讀研究生。“我并不想移民，但國內空氣、水源甚至是農作物的污染都太嚴重了。如果我畢業(yè)時，國內環(huán)境污染問題解決了，我是還要回來的。”小申對記者說。
在采訪中記者發(fā)現(xiàn)，環(huán)境污染成為近年來促使國人選擇去國外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次調查中，就有七成的人將此作為主要的“離開理由”。
 

2013年，中國地質調查局的專家曾在國際地下水論壇的發(fā)言中提到，中國水資源總量的1/3是地下水，全國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嚴重。據新華社報道，有關部門對118個城市連續(xù)監(jiān)測數據顯示，約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輕度污染，基本清潔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全國有80%以上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國農村有近7億多人的飲用水中大腸桿菌超標，1.7億多人的飲用水受到有機污染，同時由于農藥等化學物質的廣泛使用，致使許多地方的地下水已經不適于飲用。
水利部曾經對全國700余條河流，約10萬公里河長的水資源質量進行了評價，結果是：46.5%的河長受到污染，水質只達到四、五類；10.6%的河長嚴重污染，水質為超五類，水體已喪失使用價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嚴重。
 

水污染正從東部向西部發(fā)展，從支流向干流延伸，從城市向農村蔓延，從地表向地下滲透，從區(qū)域向流域擴散。
2014年4月17日，歷經八年調查后，環(huán)保部和國土資源部最終發(fā)布了《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為16.1%，整體污染形勢不容樂觀。其中耕地點位超標率為19.4%，比此前官方公布的1.8億畝耕地被污染、污染百分比約為10%的數字高出近一倍，同時還有10.0%的林地和10.4%的草地被污染。
 

這是一系列極其沉重的數字。
由于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循環(huán)性，在水流和空氣中的有害物質可以通過循環(huán)污染土地和植被，進而進入人體，危及人類的健康與生命。
目前，中國土壤污染的地區(qū)分布大致是：南方重過北方，西南、中南地區(qū)土壤重金屬超標范圍較大，重點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現(xiàn)從西北到東南、從東北到西南方向逐漸升高的態(tài)勢。同時，公報也首次確認了重金屬“鎘”是中國土壤中的罪魁禍首。在占中國國土三分之二的630萬平方公里被調查土地上，有7%的點位被測出鎘超標。這不難讓人聯(lián)想到已經困擾中國十年之久的“鎘大米”危機。
同時，原油、柴油泄漏，污水違法排放等事件不絕于報端。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苯胺車間爆炸污染松花江，沱江銀山段因企業(yè)非法排污導致江水被磷污染；2007年太湖爆發(fā)“藍藻事件”；2010年大連新港陸地輸油管線爆炸、油罐泄漏，福建紫金礦業(yè)銅礦濕法廠發(fā)生銅酸水滲漏事故，山西長治苯胺泄漏導致河水污染；2011年中海油與康菲石油合作的蓬萊19-3油田發(fā)生漏油事故，致使大約相當于渤海面積7％的水域被污染；2012年廣西龍江河突發(fā)嚴重鎘污染；2013年初，上海黃浦江內出現(xiàn)上萬頭死豬；今年4月，蘭州再次曝出大面積水污染，最嚴重時自來水中苯含量超標近20倍。
 

2013年6月，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團隊出版的研究成果《淮河流域水環(huán)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數字版），首次證實了癌癥高發(fā)與水污染的直接關系。“口罩中國”、“搶水事件”等在一個又一個城市重復上演，“癌癥村”、“致命水”的報道讓民眾不寒而栗。“污染”，既是中國過去經濟發(fā)展模式的代價，也是現(xiàn)在生存發(fā)展遭遇困境的象征，這些灰霾和毒素將很多曾經在這片秀美土地上生活的國人，推得越來越遠。
 

緣由之二：不能承受房價之重
陳聰在上海經營著一家國際置業(yè)公司，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每年的業(yè)務規(guī)模都不算大。但隨著美國、歐洲等一些國家經濟情況的好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海外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市場的復蘇，讓他的生意前所未有的火熱起來。
根據美國《財富》雜志網站報道，在“2013年全球房價漲幅最大的國家或地區(qū)”排名中，迪拜以房價年漲幅28.5%位列第一，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以及臺灣分別以房價年漲幅21.6%、16.1%和15.4%位列二、三、四位。
內地房價的漲幅遠超排名第十位的美國，更是將增幅10%的英國、9.3%的澳大利亞遠遠地甩在了后面。因此，這些國家想當然的成為中國人選擇海外置業(yè)時的考量對象。
 

在澳大利亞，因為全球經濟處于低谷對礦產資源的需求減少，極大的影響了國內的經濟形勢。對此，澳大利亞政府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較低的利息，希望通過房地產市場來拉動經濟。當其成為一個刺激經濟的導向，再配合以放松的移民政策，便會吸引大量的海外投資。由于沒有房產稅和遺產稅，雖然房主要承擔房屋的維修和物業(yè)等費用，但相比于美國、英國等國家來說，置業(yè)的持有成本還是較低的。因此，據澳大利亞房地產研究機構統(tǒng)計，2013年，悉尼房價上漲了14.5%，如果加上租金收益，全年的房產增值在20%左右，這使得悉尼的平均房價已經超過了65.5萬澳元，約合354萬元人民幣。但即便這樣，仍然沒有超過國人對高房價的“心理承受能力”。
雖然在大多數移民目標國家，購買后持有或者出租房產都需要繳納一定比例的稅款，但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國家實際上也存在很多政策優(yōu)惠。
 

除了個人投資住宅項目外，這兩年中國公司的身影也開始頻繁地出現(xiàn)在國際房地產交易的舞臺上。
僅是2013年5月，SOHO中國首席執(zhí)行官張欣牽頭的財團，以7億美元購入紐約地標寫字樓通用汽車大廈40%的股權；6月，萬達集團投資近7億英鎊（約合67億人民幣）在倫敦核心區(qū)設超五星級的萬達酒店，這棟新建筑還將刷新西歐的高度紀錄；7月，中國平安以2.6億英鎊（約合25億人民幣）買下了英國倫敦地標性建筑勞合社（全球著名的保險交易市場）大樓，這是保險投資新政放寬海外投資渠道后，保險資金投資海外不動產的首例；同時綠地以股權置換的形式入主西班牙的兩家酒店，并簽署了關于美國洛杉磯大都會項目的合作協(xié)議，此時其在澳大利亞悉尼投資的“綠地中心”項目已經最終敲定；11月，貴州茅臺發(fā)布公告稱，公司將斥資879萬歐元（約合7000萬元人民幣）在法國巴黎購買房產，作為公司歐洲業(yè)務拓展機構；12月，復星公司以7.25億美元（約合44億人民幣）的價格，從摩根大通手中買下第一大通曼哈頓廣場
“現(xiàn)在傳統(tǒng)的投資熱門地區(qū)，美加澳英走的都是這個路線。對于已經習慣了北京、上海高房價的中國人來說，突然發(fā)現(xiàn)紐約、倫敦、悉尼的房子也沒那么遙不可及，與配套環(huán)境和社會資源相比，國外的房子真不算太貴。”陳聰說。
 

緣由之三：恐懼舌尖上的“化學實驗室”
在采訪中，居于“離開理由”第三位的就是近些年來風波不斷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
 

緣由之四：一切為了孩子
在陳聰向記者介紹全球房價時，屢次提及一個國人并不陌生的概念——學區(qū)房。事實上，它不僅是近年來中國人選擇海外置業(yè)時最為重要的考量目標，也間接反映著年青一代的中國人為什么最終選擇“離開中國”的現(xiàn)實問題。
從陳聰的一位客戶王希女士一家的經歷中，我們幾乎可以找到年青一代追求幸福生活的全部重點。
1975年出生的王希與丈夫相識于澳大利亞，兩人都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離開國內前往澳洲讀書。2001年，兩人從西南威爾士大學畢業(yè)時覺得國內的工作機會更理想，于是先后回國，分別在兩家排名世界500強的外企里工作。
“回國后的工作特別忙碌，我們倆經常是輪流加班和出差，壓力非常大。直到2004年兒子出生后，我辭去了工作，感覺生活才穩(wěn)定了起來。”但讓王希沒想到的是，隨著孩子的日漸長大，一系列接踵而來的問題讓她措手不及。
“孩子上幼兒園之前，我就聽說入園難的問題。我提前將近一年的時間向一所比較好的公立園報名，竟然被告知名額已經滿了。后來輾轉托了很多人，才勉強擠進了這所幼兒園的親子班，聽說這樣到時候也許會有希望。但我也不敢將全部希望寄托在這里，也在找其他的出路。后來果然沒能成功，但兒子進了另一所幼兒園。雖然中間花了很多冤枉錢，結果還是可以接受的。”談到這段波折的經歷，王希一臉疲憊。
 

孩子進入幼兒園后，王希吸取了教訓，立刻開始替兒子尋覓“小學”，這才發(fā)現(xiàn)看似公平的“免試就近入學”只是個“美麗的誤會”。此刻，學區(qū)房的重要性凸顯出來了。在經歷了找合適的學區(qū)、賣掉原有房子、貸款買新學區(qū)房、轉戶口、報名、審核、面試、體檢等一系列漫長到折磨人的過程后，兒子升入了海淀區(qū)某知名小學。
然而折磨卻仍沒有結束。由于王希夫婦平時對兒子采取“放養(yǎng)”態(tài)度，任其自由發(fā)展，因此在升入小學后，他們突然發(fā)現(xiàn)兒子班級里的孩子基本每人都有“一技傍身”——鋼琴、小提琴、美術、珠心算、英語等等。有些孩子甚至在學前的課外輔導上，就將三年級以前的課程都學完了。面對兒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突發(fā)情況，王?；帕耸帜_。
 

中國父母在孩子教育方面所花費的“良苦用心”，也許在全球范圍內都鮮見“對手”。然而“中國式教育”也幾乎為全體國人詬病。
這些年來大學擴招、毛入學率急速上升，但矛盾也越來越尖銳。因為水漲船高，錄取研究生或者就業(yè)招聘的條件也愈來愈多樣，看是否名校畢業(yè)，學校是否為985或者211大學；同樣是這些學校的畢業(yè)生，還要拼學分績點、競賽得獎、實習經歷、社團工作、技能資質，甚至戶籍相貌、家庭條件、社會關系等等。于是競爭越來越提前，從大學、高中、初中、小學，已經提到了幼兒園。
即便這樣的竭力準備，中國的教育仍然回答不了那個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yǎng)不出杰出的人才？
更讓中國的家長難以接受的是越來越嚴峻的就業(yè)形勢。2013年，中國高校畢業(yè)生達到699萬，被稱作“史上最難就業(yè)季”。2014年畢業(yè)生人數更是達到創(chuàng)紀錄的727萬，連同上年度未找到工作的畢業(yè)生，預計新增就業(yè)人數可能要超過900萬。
在社會企業(yè)“招工難”的情況仍然大量存在的對比下，太多的高校在不斷重復生產著這個社會并不接受的“產品”，中國教育體制的弊端不容忽視。
 

王?？吹浇憬阋患乙驗橥馍磳⒏呖嫉膲毫︳[得家無寧日、家長歇斯底里、孩子身心俱疲，想想才上小學的兒子還要面對“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就業(yè)等一系列幾近“殘酷”的壓力，一家人開始考慮移民到全球教育水平最高的國家——美國。
“國內高考的壓力太大，即便能考上重點大學，未來就業(yè)也是大問題。如果能夠移民到美國，美國是13年免費義務教育，一路計算下來，上學的整體花費不一定比國內高。如果孩子在紐約市上學，將來就可以考慮上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甚至旁邊的哈佛大學都是有可能的。即便上不了這些學校，高中畢業(yè)也可以進一所職業(yè)技能型培訓的專科院校。這些學校的就業(yè)情況有時比名校更好，在美國藍領的工資水平也不低，畢業(yè)就失業(yè)的風險比國內還是小很多的。”王希對記者說。
與她持相同“離開理由”的國人并不在少數。
 

根據美國密歇根州Windham房地產集團執(zhí)行長勞森的統(tǒng)計，逾60%的中國買主，買房是為了子女受教育，這是最大的動機。
根據教育部的統(tǒng)計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出國留學總人數41.39萬，比2012年增長了3.58%，這是留學人數保持兩位數增幅五年后，增速首次明顯回落，但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本科及以下學歷就讀人數增長仍然迅猛，且低齡化趨勢明顯。約80%的國人表示在能力許可的情況下，愿意更早的計劃投資、移民或者直接將孩子送到國外上學。
在美國實施的“十萬人”中美學生之間的交流計劃，加拿大推行SPP計劃（學生合作計劃，旨在吸引更多國外學生來加拿大接受教育），以悉尼大學為首的多所澳大利亞名校承認中國高考成績，法國公立大學一律免除學費、更為學生提供600多種獎學金等利好政策的“誘惑”下，回首看看高考的獨木橋和人頭攢動的就業(yè)市場，一向秉持“一切為了孩子”的中國家長怎么能不心動呢？
 

緣由之五：追求可預期的幸福生活
英國經濟學家哥爾柏曾把征稅的藝術概況為：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但如今在國內，普遍流傳著一種調侃的說法：征稅就是“見鵝就拔毛”的過程。
前不久，總理在海南詢問碼頭工人工資時，對方回答：賬面工資是8000多，包括公積金、社保、風險金等，發(fā)到手上的是4000多。面對收入被“腰斬”，網友提議將“個人所得稅”改名為“工薪階層稅”。
根據財政部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個人所得稅6531億元，比上年增長12.2%，高于絕大多數國人的工資漲幅標準。有機構稱，在全部個人所得稅收入中，近2/3來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而且在中國，繳納個人所得稅與家庭中有無子女、子女多少等毫無關系，這與全球大部分國家的規(guī)定完全不同。
 

中國稅負的沉重是被公認的。更多的稅負壓力也體現(xiàn)在種類繁多的間接稅上，比如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營業(yè)稅、土地出讓金等等。
2014年2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fā)布報告稱，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對此，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稱，如果計算全國財政收入，將土地出讓金等其他收入加起來，人均要達到一萬五千元以上；如果綜合農村與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平均下來，政府拿走的收入比可支配的收入還要高一些。
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幾年在收入沒有明顯上漲的同時，花銷卻連年增加。從2010年開始，物價水平開始明顯攀升，CPI同比上漲幅度最小的年度在2.6%，最大增幅時達到5.4%。在大部分一線城市里，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3500元工資，在目前的實際物價水平下，只能算是低收入，僅能解決溫飽，如果家庭里有老幼需要供養(yǎng)，很容易就會陷入到入不敷出的困境中。
 

“我想離開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物價高、工資低，交通擁堵，房價高企，去醫(yī)院掛號越來越難、看病排隊時間越來越長，每年都傳聞要開征房產稅和遺產稅，而且起征線一次比一次低。”剛剛得到澳大利亞移民局發(fā)來體檢通知的董肖對《中國民商》的記者說，“見過網上流傳的那個中國最牛小縣城的段子么？物價貴得跟紐約曼哈頓似的，工資少得跟非洲似的，菜價漲價跟愚人節(jié)似的。這就是現(xiàn)在大部分人生活的現(xiàn)狀。如果你買過車、買過房、辦過企業(yè)，就知道生活在中國，辦個事情何其繁瑣。我想離開的原因很簡單，壓力太大、活得太累，我只是想讓生活質量更高一點。”
 

在征稅問題上，對很多移民和投資目標國都有所了解的陳聰以美國為例向記者介紹說，在美國稅收主要以家庭全年收入計算稅率。家庭中不能為自己提供50%以上生活費用的成員，是納稅人所要供養(yǎng)的人，包括兒童、老人和殘疾人等。為了保障中低收入家庭和個人的生活質量，美國稅法中規(guī)定了各種扣除、免稅收入和退稅的制度。比如聯(lián)邦政府及地方政府債券利息，職工取得的社會保障支付收入，雇主支付給雇員的養(yǎng)老及健康、福利和人壽保險返回收入，特定的獎學金，無償捐贈等收入項目是免稅的。
每年年終，用人單位向所有員工寄發(fā)本年度的收入表，包括所有代扣的聯(lián)邦稅、州稅和地區(qū)（市縣）稅等。這個表格的副本交給國稅局。在整年里，比如醫(yī)療養(yǎng)老保險中個人繳納的部分，股票損失（提交相關證明），搬家費用（要超過50英里，并提供憑證），慈善捐助，醫(yī)療開銷，教育費用（包括子女學費或者自己深造、接受再教育），購買房屋后向銀行支付的貸款利息，甚至是個人偶然損失（丟失物品）等消費項目，只要留著原始記錄或者消費憑證，最后都可以得到退稅。
 

對于有年幼孩子的家庭來說，也許雇主之前代扣的所有稅款都會被退回來，有時甚至聯(lián)邦政府還要“倒貼”。而對有孩子的家庭給予一定免稅額或者補貼這種“人性化”的法律規(guī)定，在日本、澳大利亞、法國等很多國家的稅收法律中都有所體現(xiàn)。
在被問及是否擔心因不適應澳洲工作環(huán)境而出現(xiàn)失業(yè)等情況時，董肖對記者搖了搖頭。在他選擇移民目的地前，中介服務機構曾經仔細的給他介紹過澳大利亞的“社會安全網”。
 

“失業(yè)的話，只需要到當地的中援中心（Centrelink）填表，完成必要的財務評估，就可以每兩個星期從政府處領到350澳元（約合2000元人民幣）的失業(yè)金，直到重新找到工作。如果失業(yè)時還在租房子，每兩周還有額外的租房補貼。政府還會給一張福利卡，在失業(yè)期間可以享受半價交通費、購買藥品的優(yōu)惠，水電費、煤氣費也有優(yōu)惠。”董肖說。如果面臨一時的財政窘困，澳洲公民可以向中援中心申請一筆緊急援助金，中援中心會根據每個人不同的情況發(fā)放不同金額的一次性緊急援助金。
 

緣由之六：企業(yè)家喪失安全感的無奈
2014年，對于中國的民營企業(yè)、特別是中小企業(yè)來說，也許又將是“掙扎”的一年。
年初，搜狐與華夏銀行聯(lián)合推出了“中小企業(yè)生存狀況調查問卷”，參加調查的416家中小企業(yè)中，有63.94%對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勢并不樂觀，50.72%的企業(yè)對自身未來一年的總體運行狀況表示并不樂觀。有69.47%的企業(yè)表示，不會在未來一年里繼續(xù)投入資金，進行設備購買、企業(yè)擴張。
 

最近幾年，由于改革紅利、人口紅利的逐漸衰減，中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將放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雖然經過幾年的生存“掙扎”，大部分中小企業(yè)對經濟放緩早有心理準備，但2014年GDP增速目標設定為7.5%，還是讓很多人感到了壓力，最終，有一部分人選擇要“結束企業(yè)”，在東莞經營多年鞋業(yè)制造生意的陳家瑞就是其中一員。
“原材料、勞動力和營銷成本上升，企業(yè)稅費負擔沉重，內外需不振、業(yè)務萎縮，企業(yè)資金短缺、融資難、經營難，這些都是我最終選擇結束生意的主要原因。無論中央政策怎么制定，但現(xiàn)在為止，像我們這樣的中小型企業(yè)融資還是主要以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為主，兩者的占比幾乎相當。我們沒有其他的融資渠道，有些企業(yè)沒有擔保，現(xiàn)在政府沒有什么有利的扶持政策，利潤低、利率卻很高。”陳家瑞說。在他的工廠周圍，原本有二十幾個中小型加工企業(yè)為當地幾家國內知名運動服裝品牌做配套，現(xiàn)在還在經營的已經寥寥無幾。
對國內制鞋業(yè)比較了解的陳家瑞對《中國民商》記者介紹說，之前在東莞的很多臺資鞋廠近一半已經轉移到東南亞。僅在柬埔寨投資的中國鞋廠就有40多家。“柬埔寨當地地價便宜，勞動成本也比東莞低許多，東莞制鞋工人月薪已經到了4000左右，還時常出現(xiàn)招工荒。東南亞的制造運營成本確實比國內低了很多。”
 

同時，據媒體和多家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來看，如耐克、阿迪達斯、H&M、ZARA、優(yōu)衣庫等國際大牌，早在幾年前就完成了在東南亞的布局，而目前國內的服裝紡織上市公司也在轉移訂單。此前，魯泰紡織宣布投資800萬美元在柬埔寨新建年產300萬件襯衣加工廠；寧夏中銀絨業(yè)通過受讓柬埔寨鑫旺針織股份有限責任公司91%股權的方式，實現(xiàn)在柬埔寨設廠；百隆東方（色紡紗）、華孚色紡（紗線）等上市公司也均在越南投資設廠。
為耐克、阿迪達斯等知名運動品牌代工的制鞋巨頭、全球最大的制鞋商寶成工業(yè)從2012年開始減少了在國內的51條生產線，近期又停掉了在東莞、中山等多條珠三角生產線，陸續(xù)將產能轉移到印尼、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而中國最大的女鞋生產基地華堅集團更是于2011年開始投資埃塞俄比亞，將一部分“中國制造”變成了“非洲制造”。
 

有數據顯示，從2005年至2010年，中國工資的漲幅已達69%，同樣條件下，越南的生產成本比中國低15%至30%。此外，人民幣升值也側面導致了外企或者出口型企業(yè)生產成本的全面上升。更多的外資企業(yè)，如摩托羅拉、沃爾瑪、卜蜂蓮花、雅芳、寶潔等大牌公司裁撤中國部分機構的主要原因則可能是因業(yè)績不佳的減負之舉。
然而陳家瑞對記者說，外資企業(yè)逐漸離開是必然的，民營企業(yè)的境遇才更艱難。
“大家都說2008年以前外資企業(yè)一直享受著‘超國民待遇’，我覺得這個‘國民’更多應該是指‘民營’。”
陳家瑞口中的“超國民待遇”是指2008年以前國內對外資企業(yè)實行的“兩免三減半”政策，即從盈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減半征收企業(yè)所得稅。33％的企業(yè)所得稅，加上減免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附加稅等，外資企業(yè)可減免接近40％的稅負，這意味著，其比國內企業(yè)擁有40％左右的成本優(yōu)勢。國有企業(yè)在“資源”上的優(yōu)勢也是民營企業(yè)不能相比的，因此民營企業(yè)在競爭中一直處于劣勢。2008年后，雖然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統(tǒng)一為25%，2010年城市維護建設稅及教育費附加也宣告統(tǒng)一，外資企業(yè)的“超國民待遇”宣告終結。但根據2012年底發(fā)布的全國企業(yè)所得稅匯算清繳數據顯示，2011年度，內資企業(yè)實際稅收負擔率由2010年的22.87%下降到22.70%，外資企業(yè)實際稅收負擔率由2010年的19.25%提高到20.46%，實際稅負率平均上仍有2.24%的差距。
 

“大企業(yè)尚且如此，何況我們只是家小企業(yè)。其實也不是一定堅持不下去，只是堅持下去太累，變數也太大，沒多大意義了。”結束工廠后，陳家瑞帶著妻子和女兒，投奔早已在法國定居多年的父母，準備開始新的生活。
而年初一條有關俏江南董事長張?zhí)m、和諧汽車董事長馮長革等眾多企業(yè)家移民“島國”，爭做“島民”的新聞，讓像包括圣基茨在內的塞浦路斯、瓦努阿圖、安提瓜和巴布達等“島國移民”引起了更多人的關注。
圣基茨的優(yōu)勢之一，是其公民在去往英國、愛爾蘭、加拿大以及所有歐盟國家時享受和其他英聯(lián)邦國度（如澳大利亞）一樣的免簽證待遇，并且能夠獲得包括無需學生簽證就能在英國就讀等特權。優(yōu)勢之二，圣基茨不要求申請人在該國登陸和居住，同時它承認雙重國籍，公民入籍后政府不會向任何國家政府通報。更吸引中國企業(yè)家們的是圣基茨的“經濟政策”：該國沒有資本利得稅、所得稅和財富稅，圣基茨也不會對公民的境外收入、利息、贈與、財產和遺產等征稅，這無疑滿足了企業(yè)家的最大需求。
應該說，在2012年下半年以前，這個島國上還沒有太多中國人的身影。而促使中國企業(yè)家“扎堆”前往的直接導火索可以回溯到2006年商務部與其他五部委聯(lián)合出臺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yè)的規(guī)定》（簡稱“10號文”）上。文件中規(guī)定：紅籌上市模式中企業(yè)和個人前往境外設立公司必須到商務部報批。正是這一條，讓很多中國企業(yè)家被逼“上島”。
通常一家公司想要采用紅籌方式在境外上市，基本上會有如下幾步：國內股東在境外設立離岸公司；境外離岸公司通過并購或換股的方式收購國內公司；重組完成后，以境外離岸公司為上市主體申請上市。然而根據“10號文”的相關規(guī)定，從在境外設立離岸公司后收購國內公司的重組過程，到特殊目的公司在境外上市交易，都要通過商務部乃至國務院證券監(jiān)督管理機構批準，這實際上增加了企業(yè)境外上市的難度，甚至可以說是堵死了關聯(lián)并購、換股并購等主要海外上市的必經之路。因此，至今為止這些規(guī)定的申請與審批在實踐中仍鮮少啟動。
 

在這之前，國內的民營企業(yè)家為了避過層層審批、實現(xiàn)上市融資，普遍采用紅籌模式奔赴海外上市融資。“10號文”的出臺為所有尋求海外上市的民企設置了一堵“玻璃墻”，明明有路可走，卻沒有任何一家企業(yè)能走得通。這樣一來，有部分民營企業(yè)只能“甘冒”違規(guī)風險、不經審批到海外上市。
時間到了2013年，此時中國內地股市IPO處于叫停中、恢復時間暫不明朗，中國概念股在美國股市又屢遭集體做空，到“香港上市”就成為了內地企業(yè)上市融資的首選。但是一直形同虛設的“10號文”在港股市場中卻變成了難以逾越的大山。因為香港遵從中國內地法律，交易所有著否決企業(yè)的權力，任何企業(yè)上市若不符合中國法律就會被香港聯(lián)交所否決。這對企業(yè)來說，意味著為籌備上市所支付的律師費、審計費、投行費用等數千萬元的成本將“打水漂”。
當多次申請審批或者架設海外子公司以繞過監(jiān)管均未果時，部分民營企業(yè)家發(fā)現(xiàn)，或許只有變成“外國人”才能最終繞過“10號文”。由于傳統(tǒng)移民國家移民申請的辦理時間長、需要申請人登陸居住等限制，圣基茨最終脫穎而出。
政策的限制，增加了民營企業(yè)的時間成本和市場風險，同時政府也喪失了對移民企業(yè)家監(jiān)管的權力。馬云曾吐槽說，“打敗你的可能不是技術，而是一份文件。”現(xiàn)在看來，似乎有些一語成讖的意味。“一紙文件”讓很多原本希望企業(yè)“走出去”的民營企業(yè)家無可奈何，企業(yè)的未來還未可知，但自己的國籍卻率先“走了出去”。
“在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國有企業(yè)最多受到政策優(yōu)待，然后是外資，最后才輪到民營企業(yè)。”陳家瑞說。“企業(yè)家的離開，有時是被逼走的無奈。”
事實也正暗合了他的觀點。
在中小型企業(yè)生存舉步維艱，大型民營企業(yè)發(fā)展被受限制的同時，國有企業(yè)在經濟放緩、眾多行業(yè)衰退的情況下，仍然背靠政府大肆“進補”。
2013年，中國石油(601857，股吧)收獲了A股補貼王的稱號，一年間共獲得財政補貼103億，占其1422億凈利潤的7%。這只是多年來“習慣成自然”的一個縮影，近十年“兩桶油”共獲得國家財政補貼1258億。2007~2008年間，它們曾因“煉油企業(yè)虧損嚴重”獲得763.49億元的補貼，而彼時地方民營煉廠卻從未享受煉油補貼。
 

當然，其他國有上市公司也不甘落后。截至4月15日，在A股發(fā)布2013年年報的1686家上市公司中，有1559家獲得政府補貼，占比超過90%。本來應該用于支持特定項目或者扶持新興企業(yè)、促進創(chuàng)新型產業(yè)發(fā)展的政府補貼，大部分進入了國有上市公司的口袋。數據顯示，近三年來，排名補貼額度前十名的上市公司中，央企幾乎占據了半壁江山。
這樣的政策環(huán)境，甚至是法律環(huán)境下，對本來應該是市場經濟中堅力量的民營企業(yè)家來說，日子充滿壓力、不安，甚至是焦慮。
我們承認，在缺乏透明與監(jiān)督的體制下，擁有巨大權力的官員以權力換取利益的尋租是必然；需要審批或資金的企業(yè)，在法制不健全、灰色地帶盛行的社會里，以金錢攀附權力也是必然。因此，確實有很多追求經濟利益的企業(yè)家在共享權力盛宴后，也會被深深卷入政治博弈的漩渦，無法自拔。比如王益與魏東、周宏；陳良宇與張榮坤、周正毅；陳紹基、鄭少東、相懷珠與黃光裕；劉鐵男與倪日濤；劉志軍與丁書苗。但或許換個角度來看，從不放棄掌控市場的政府，將失去監(jiān)督的權力賦予一群凡人，因此，他們之中的一個或幾個，用手中的權杖去“吸引”權力與金錢的奴隸。這是體制的惡果，不能由個別人完全承擔。當然我們也不排除，也許很多“合謀”的內情并非我們所知那樣。
 

但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在經歷“重慶打黑”之后，國內的企業(yè)家開始進入群體性焦慮之中，關于“商人本分是什么”的爭論席卷而來。
然而這樣的討論，并不能阻止那些擔憂自己和家人財產，甚至生命安全的企業(yè)家，開始將私有資產向海外轉移，有些人干脆舉家移民海外。